2013年4月10日，王某在某公證處公證下，立下遺囑一份，將其與妻子共有房產中屬于自己的份額留給其三子王某某。王某立下上述遺囑后，因其所在村居進行舊城改造，王某于同年5月14日就上述遺囑中的房屋與該村村委簽訂《房屋拆遷安置協議書》，后該房屋被拆除，村委給王某187平方米安置樓及現金4萬元。2014年王某去世后，其大兒子和二兒子要求按照法定繼承，繼承王某因房屋拆遷置換的187平方米安置樓及現金4萬元。其理由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39條規(guī)定：“遺囑人生前的行為與遺囑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使遺囑處分的財產在繼承開始前滅失，部分滅失或所有權轉移、部分轉移的，遺囑視為被撤銷或部分被撤銷。”王某與村委簽訂拆遷協議的行為應視為其撤銷了之前的遺囑，故應按法定繼承處理王某遺留的財產。

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存在兩種觀點：

一種觀點認為，王某在立下公證遺囑后，隨即與村委簽訂拆遷補償協議，將遺囑中的房屋拆除，其行為符合《意見》第39條規(guī)定的情形，其簽訂拆遷補償協議的行為與其當初所立遺囑的意思表示相反，而且該行為使遺囑處分的財產在繼承開始前滅失，故該公證遺囑視為被撤銷。遺囑中涉及的房屋拆遷后的安置房和現金應由法定繼承人按照法定份額繼承；

另一種觀點認為，王某在公證處公證下立下遺囑，對其與妻子共有房產中屬于自己的份額進行了處分，即立遺囑將其份額留給三兒子。該遺囑內容系王某的真實意思表示，在遺囑形式上亦不違反法律規(guī)定，故該份公證遺囑應合法有效。王某與村委簽訂拆遷補償協議的行為并非變更遺囑中的意思表示，其簽訂拆遷協議的行為并非其積極主動實施，該情形不符合《意見》第39條規(guī)定情形，本案仍應按照遺囑繼承處理。

              作者： 宋海紅  胡科剛